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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最终是做出来的，要切实保证企业文化、管理流程、产品设计等环节都能与使命相配套。界面新闻：忠诚于使命有时意味着增加成本、减少收益，比如企业注重环保就需要增加生产环节的成本，您认为企业该如何权衡“使命”和利润之间的取舍？余进：我觉得这是舍弃短期利益，获取长期利益。可能一些企业急功近利，短期获得了利润，但是如果一旦在消费者心目中形象受损，就是长期的损失。而忠诚于使命的企业不仅能赢得消费者的好感和忠诚度，还能建立更强大、更有韧性的消费者关系，从而做到可持续发展。

不过他还表示，相较以往，国企客户的融资便利性也出现了变化。从去年开始，国家层面在规范地方政府融资的问题上极为重视。“说实话，以前国企融资容易并不是因为项目多么优质或者收益多么高，而是政府做的兜底和担保对银行来说覆盖风险是足够的。”在他看来：“涉及到城市基础设施类建设或者轨道交通类建设，尽管已经在推PPP模式，但主要还是以政府采购为主导，还是通过地方政府平台公司来执行，并不是说不支持民企，而是现有的能拿到这类项目的企业，尤其是北方，还是以国企居多。”

报道称，韩国企业本对中国市场充满希望，但中国《电子商务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代购将受到严格限制，依靠于代购的肉毒杆菌出口也将随之遭遇重大打击。以业界知名企业Medytox为例，其整体销售额中，出口占据了60%，其中对中国出口占比又高达20%，证券公司的预测也不乐观。

他们认为我们可以采用赛马的机制做技术路线的竞争，指定不同机构采用不同的技术路线进行法定数字货币进一步的研发，当然这样的机构我理解基本上是央行投资和央行管理的机构。他们希望这样的技术竞争和市场选择法定数字货币的技术优化，将来央行的数字货币可能会采用中心化，目的是保证货币传导机制的可靠性，保证货币调控的效率，也防止金融机构的货币超发。我们所说的区块链里，智能合约是非常关键的低层技术，央行对智能合约一直保持审慎的态度，从目前披露的情况来看，他们可能会支持有利于货币职能实现的智能合约的利用。

太平洋证券方面认为，基于理性的资产配置行为，银行传统的低风险偏好决定了其在政策引导下，最先实现的可能是部分行业龙头民企的融资成本下行。对于相对高风险的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当前的问题症结在于其融资需求难以被银行主导的市场低风险偏好所对接，更大范围的风险缓释可能需要进一步的配套政策，从负债端或者资产端激活高风险偏好机构的投资意愿。

人工智能领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竞争者，但江涛对科大讯飞在教育、司法领域产品建立的壁垒显得颇为自信。不过，江涛也表示，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的应用面临着前景广阔但现实“骨感”的情况，科大讯飞在这一领域的布局仍属“投入和亏损期”，未来或将引入产业资本共同开发。